“民族团结”一般被认为是一个特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性词汇”，它意味着不同民族为了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在自愿和平等的基础上的联合。这种联合不仅涉及到多民族国家内部，也涉及到不同国家之间，包括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之间的联合。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团结乃至国家内部的民族团结是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石。

    然而，当今世界掀起了一股以民粹民族主义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乃至恐怖主义合流的浪潮，诸如移民难民问题与欧美排外性民粹民族主义的勃兴，各类公投与欧美草根性民粹民族主义的发展，选举右翼政治与欧美工具性民粹民族主义的传播，恐怖主义问题与欧美极端性民粹民族主义的躁动等。这些浪潮使原有的世界和谐局面、民族团结关系被打破，国际社会内部撕裂加剧，世界范围的民族团结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利用大众传媒渠道，将移民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民族化和民族问题工具化，以政治卷入及社会分化的方式，对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团结和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团结构成了威胁。

一、政治卷入的路径：从政治民粹化到团结分化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民族主义进入低潮期后，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民族主义运动有偃旗息鼓的趋势。然而，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又开始抬头，并与民粹主义、恐怖主义、排外主义、文明冲突问题、难民问题等勾连在一起，变异为排外性民粹民族主义、极端性民粹民族主义、工具性民粹民族主义、草根性民粹民族主义等多种形式，使已成为共识的价值面临新的挑战。当前民粹民族主义的变异形式对原有政治社会秩序和规则的破坏和歪曲，使民族主义趋向国际性传导，对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团结造成重要威胁。其威胁的核心路径是政治卷入，即通过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触发民粹主义政治工具的实施，民粹主义政治工具反过来激化现实民族主义行动，导致国家内部的团结分化。主要表现为：

    第一，政治民粹化直接导致欧美国家内部的团结分化。当前，民粹民族主义已成为欧美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大趋势。美国大选特朗普上台，英国公投意外“脱欧”，意大利公投修宪失败，法国、德国、奥地利极右翼政党势力大涨，乃至希腊、西班牙左翼民粹势力上升，这些被贴上“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标签的事件荡漾开来，再加上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网络民族主义的崛起和发酵，呈现为西方乃至全球政治的新转折与挑战。在当前欧美国家政治民粹化背景下，民粹民族主义带有非理性、感情色彩、大众性的意蕴，反映了国家主义与民粹主义在“民族问题场域”中的张力。在政治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工具化的背景下，多民族国家国族建构的集体认同受到严重挑战，政治集团和社会内部分裂严重。

    第二，政治民粹化间接导致经济、宗教、文化等场域出现从团结到分裂的变迁。在经济场域中，国际经济不平等的隐性发展趋势逐渐造成了全球性的显性不平等问题。在当前全球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团结与和谐因素稀缺，冲突与对立显著。难民移民问题引发的欧美国家资源竞争与社会排斥，以及金融危机与欧美福利国家的发展困境，形成了当前世界反多元主义、反特定民族宗教群体的社会心理基础与动因。在宗教场域中，宗教极端主义使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民众之间的矛盾罩上浓厚的宗教色彩。在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影响的背景下，部分宗教不仅呈现出极端化特征，而且呈现出与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极端主义合流的特征，“宗教主义”与“民族主义”合流的叠加效应十分引人关注，诱发着民族分裂、宗教仇恨等社会矛盾。在文化场域中，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开始逐渐呈现出反全球化、反一体化、反世界主义的趋势。特别是近年来，西方世界呈现出基督教世界与穆斯林世界间隐约的冲突阵线，极有可能引发一群人针对另一群人的文化战争。

    总之，政治民粹化正通过政治卷入的方式，不仅使世界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协商政治、中间道路、温和政治，而且在各领域表现出政治极化、社会极化、舆情极化等特征，在民族领域呈现出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这种民族主义极端化的趋势，严重影响着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团结。 

    二、社会分化的路径：从社会团结裂化到民粹激进化

　　当原有的温和防守性民族主义开始走向极端民族主义时，西方世界的公共话语也经历了从普世性规范到排他性规范变迁的过程。在西方社会公共讨论的层面上，种族、族群问题乃至更为严重的种族敌意和排外矛盾经由网络、纸媒乃至政治渠道大肆传播，西方社会议题文化开始从多元包容主义走向激进种族主义。这种具有极强排外性的价值取向意味着欧美社会正逐渐从社会团结裂化走向政治领域中的民粹激进化。换言之，民粹民族主义正通过社会分化的路径挑战着世界民族团结格局。主要表现为：

    第一，社会团结裂化导致了民族观念变迁，欧美国家从温和防守性民粹民族主义走向极端民粹民族主义。极端民粹民族主义情绪既具有非理性的极端政治宣泄，同时也内含着对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敌视。这种极端民粹民族主义情绪不仅体现在网络空间中，也体现在社会现实领域中。西方世界目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极端民粹民族主义情绪，其最终结果都呈现为社会内在民族结构撕裂的场景。克服政治极化、社会裂化、民族分化趋势，抵制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寻求基本价值共识，是重建西方社会乃至世界民族团结的重要议题。

    第二，社会团结裂化与社会排外主义并行，成为民粹主义的重要社会基础。首先，排外主义导致非理性的政治宣泄与简单化政治盛行。一般的民族主义是空心化的，并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它可以依附于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民意基础。当前欧美国家排外性的民粹民族主义使差别主义和种族歧视成为民粹政治的重点话题工具，具有日益政治化、行动化、潮流化的社会运动趋向，反映了欧美国家民族政治新的价值导向、政治模式和政策趋势。其次，排外主义导致社会分裂与社会隔离意识上升。排外性民族主义的思维方式表现为，过于强调“本国人”与外来移民的差别，将外来移民视作“假想的敌人”。如欧美国家原有的“政治正确”原则正受到异质厌恶和民族仇视思想的挑战。中国也亟须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上警惕欧美排外主义和社会分裂的巨大负面能量以及可能产生的示范效应和波及效应。最后，排外主义导致地方分权主义与政治功利主义抬头。从表面看，排外民族主义实现了大众“接受”与精英“得利”的双维成功，实际上却是反智主义的现实写照。尤其当执政精英拥有公开表达排外立场的政治机会时更是如此，如特朗普的“禁穆令”。

    总之，从民族政治的视角看，社会团结裂化导致的议题工具化和民粹行动化趋向，与地方分权主义、政治右倾主义、政治功利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具有交叉性，危害极大。社会团结裂化趋势一旦在世界上大行其道，必将导致政治保守和外交孤立，可能对中国正积极构建的“一带一路”蓝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严重冲击，需要加以防范。

    三、中国反思：直面世界挑战，发挥民族团结的正能量    

　　从民族问题角度看，民粹民族主义对民族团结的这些挑战，不仅对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造成影响，也直接威胁到我国的民族团结。这种挑战的张力是否继续向多领域、多地区扩散尚不清楚，但目前国际问题对中国民族团结产生外部性影响的趋势已十分明显。因此，中国民族团结需要直面世界挑战，减少负面的外部性影响，发挥民族团结正能量，以民族团结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不同民族之间在多样性、差异性基础之上求同存异。

    第一，搞好民族团结，争取人心是破解民族性难题的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民心。团结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从“博爱”演化而出的。罗尔斯借助博爱观重新将团结从特殊性扩展到普遍性；泰勒将团结界定为社会协和与一致感，并认为团结是民主制正常运转及繁盛的一个必要条件；哈贝马斯更是提出了从民族国家层面的宪法爱国主义到欧洲甚至全球层面的世界主义团结。由此可见，民族团结具有世界性意蕴。美国学者大卫·霍林格也认为团结是与“认同”息息相关的，从认同向团结的转变，能够比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方案更富有创造性地、更具体地协调人类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在世界范围内，民族团结是不同的民族共同体之间的联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石。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言，团结因其具有理性成分，因此具有普遍性，它能在概念上涵盖大众，团结的主体不仅是一个阶级、一个民族、一国之民，而且最终是全人类。

    第二，网络空间中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已对我国民族团结造成一定威胁，必须对网络涉民族宗教言论加以处置和引导。当前我国影响民族团结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主要体现在网络空间中。我国大众传媒渠道下民族主义偏激情绪的形成与西方媒体的外部性影响和感染密切相关。如当前网络上涉及民族主义偏激情绪的“网络穆黑”问题显然受到了国际舆论的负面影响。“9·11”后，西方文明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对立显而易见，而西方世界把控着从主流媒体到非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在网络空间中，部分中国普通网民受到西方社会舆论的煽动，不断传播着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再加上极端民族主义、恐怖主义的全球性威胁，以及境外一些扭曲资讯和虚假新闻的肆意传播，使网络空间中部分极端民族主义言论甚嚣尘上。基于此，在中国网络媒体场域中，需要统筹推进线上线下的处置引导工作，主动发出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声音，并积极对新媒体进行制度约束和管理核查，尽最大努力避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网络传播。

    总之，从网络空间到现实社会，从集体行动到社会运动，从文化身份的分裂到对立，从价值取向的选择到现实困惑，直面这些挑战，构筑民族团结对多民族国家而言至关重要。它不仅关乎着一个国家的统一和国内各民族的发展，而且也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的重要基础。